创始人离奇被捕 手机设计商深圳赛龙突然死亡之谜

　　2017年7月20日下午，在事先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两位法官来到看守所，在一间没有灯光，不足6平米提讯室里对代小权进行宣判。“赛龙公司逃税339万”罪名成立，代小权作为法人代表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时间往回拨几个小时，2017年7月20日上午8时，代小权的律师谢民约见了共青城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周彤。周彤明确告诉律师谢民，还没有定宣判的时间。并提出约定，如果谢律师在宣判的时候不在江西，可以通过邮寄判决书的方式通知。至此，谢民律师还提交了对代小权的取保候审申请书。

　　2017年7月20日上午11时，谢民律师见到参与赛龙最新重组谈判的共青城市副市长张志坚，表示四川发展的重组决策正在关键时刻，对代小权的突然逮捕，无异于直接判定这次重组的立即死亡。张志坚当场表示马上向领导汇报。

　　2017年7月20日下午3时，江西省德安县看守所可供探视的第一时间，谢民律师就探视代小权。向他转答政府“积极推进”重组的消息。正在此时，谢民律师接到上午刚见面的法院周彤庭长电话，说马上要来宣判。

　　1个月后，2017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2017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中央不断释放的的对民营企业家友好的信号，对民营企业家精神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被重申，给整个中国市场，尤其是科技创新行业，打了一支强心针。也正是在此时，钛媒体研究分析师团队在全国展开了对中国科技产业环境和科技创新和创业生存现状进行了调研，却了解到了在江西省当地富有盛名的这起离奇的“赛龙死亡事件”。

　　一个曾经冉冉升起的明星科技企业，共青城纳税、创汇都是第一大户，九江地区第二大户的企业，怎么会因为逃税339万而死，创始人遭判刑？

　　在那起离奇的宣判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鲜有人知晓。钛媒体研究团队历时两个多月调研，奔走多地，也在当地看守所见到了当事人代小权，抽丝剥茧，隐藏在赛龙死亡全过程背后的众多神秘事件被逐步揭开。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代小权已身陷囹圄，但是我们走访的多位代小权的同学、朋友，他们都站出来实名为其鸣不平，这些也在本文中将原述呈现。

　　赛龙，这曾是家名噪一方的高科技企业，不仅为全球用户提供智能手机产品的技术服务，也为地方就业、税收与经济的拉动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名动一时的地方纳税龙头。这家企业创始人代小权拥有耀眼的从业履历，以海归身份回国，曾在行业内声明远播。一切都在向好的路上。而这一切在一场地方政府换届后，瞬间被撵得粉碎。

　　在赛龙陷入第一次江西地方银行的“抽贷”危机之后，又经历了五次重组机会，都因当地个别官员的不当行为而失之交臂。而作为创始人个人，代小权从第一次被莫名遭人身拘禁两个多月索要股权，到以个人“逃税”之名抓捕，再到被以公司“逃税”之名以企业法人身份被逮捕，虽然证据不足，但最终还是把代小权的个人创业之路彻底堵死。没有了创始人的赛龙，群龙无首之下，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深思整个“赛龙突然死亡事件”，牵扯民营企业、地方官员、地方招商、上市公司二级市场、私募投资一级市场、司法部门等多个环节。而事件涉及的利益输送、敲诈股权、非法干预、动用私刑、贱卖资产、权钱交易、数亿巨额投资款去向不明，这些一个个充满疑问的迷题，今天的我们也许不过只是揭开冰山一角。

　　赛龙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手机研发公司（本文简称赛龙，江西赛龙为深圳赛龙全资子公司），以ODM的方式为海外及国内的手机品牌商提供研发和生产方案。客户名单上皆为摩托罗拉、华为、阿尔卡特、飞利浦、小米、TCL和夏普等知名品牌。同时也为美国Sprint，法国电信、西班牙电信，墨西哥电信等全球各大运营商供应手机。2006年到09年，坐落于深圳高科技园区的赛龙公司每年可产生利润3000万人民币。2009年开始承包摩托罗拉全球三分之一手机的设计、研发、产品定义、制造生产全流程。

　　在智能机时代更获得雷军的信任，即便在代小权已身陷囹圄的2017年2月，他依然拿下了小米手机在东南亚市场的销售代理权。

　　赛龙集团成立于1999年，是国内最早掌握手机核心技术的企业，世界上最大的手机设计公司之一。即便是红杉这样的国际资本巨头，也时刻追随着赛龙在国内外手机业务的发展动态。

　　代小权，赛龙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在国内手机行业名声斐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士、诺基亚芬兰总部工作6年、华为公司第一代手机技术研发领头者。上市公司怡亚通总裁袁海波曾评价，代小权在美国市场取得的成就，业内至今无人能达到。丰富的专业和海外背景，让这位雄心勃勃的创业者，渴望乘着移动智能终端崛起的浪潮，打下更伟岸更长青的基业。

　　不甘囿于设计、研发后外包制造的生态局限。代小权试图寻求完成从研发、设计、到制造量产的全产业链闭环，进而成为手机等智能终端领域最大供应商或研发制造巨头。这个目标达成，需要土地、资金、生产线、用工、税收等资产注入和利好政策的支撑。

　　2010年9月经招商引资，赛龙被带入江西省共青城市，随即实际投资3亿人民币成立共青城赛龙公司，是深圳赛龙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对中部地区刚刚成立县级市的共青城来说，赛龙俨然是鹤立鸡群的企业明星。

　　很快，代小权将深圳的富士康生产线移到共青城开发区，建立属于赛龙自己的手机生产，以保证稳定的产能输出和品控管理。在共青赛龙的带动下，先后50多家手机企业落户共青城。共青城手机产业迅即从一片空白，变身为国内手机行业的焦点地区。

　　共青城赛龙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下文称“共青城赛龙”）成立之后，业绩便迅猛发展。总员工5000余人，仅在共青城当地雇佣员工超过3000人，购买获得500亩土地，搭建制造生产线与厂房。代小权打造手机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全环节的产业链梦想，仿佛触手可及。

　　“中国的手机行业内，小权具备很高的知名度。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在拉美和印度都是当地前几大供货商。”某国内知名天使投资人评价。

　　从2010年10月开工运营到2013年6月，生产并出口的各类型智能手机创汇3.3亿美元，实际完税近6000万元人民币，应获国家给予的出口退税额1.5亿美元。稳居共青城市纳税第一大户，创汇第一大户，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隶属地级市）第二大户，创汇第一大户，江西省创汇第五大户。由于出色的商业贡献，身为当地著名企业家，代小权甚至获选当年九江市政协常委。

　　2013年之前的赛龙鼎盛时期，最高年厂值可达40亿。名利双收，意气风发。此时代小权和他的赛龙，在当地政商民三界眼中都是那颗捧在掌心里的夜明珠。

　　2013年6月，共青城政府领导层突变。黄斌就任中共九江市委常委、共青城市委书记，改组领导班子。2013年10月，共青城金融机构以赛龙公司订单缩减为缘由突然收紧贷款，共抽减 “赛龙系公司”5亿人民币贷款。

　　至此，多米诺的第一枚骨牌被推倒。以产品代工和出口为主营业务的“赛龙系公司”迅速陷入困境。作为面向海外市场的手机ODM研发生产公司，资金密集型特征使稳定滚动的现金流对赛龙生存发展至关主要。贷款一停，当时前后9亿人民币的海外订单无法完成，价值近5亿人民币的原材料瘫痪在厂房，资金链瞬间断裂。

　　在此之前，从2010年到2013年中期，为支持实现订单，共青城赛龙先后共向共青城财投公司借款12亿元，用作购买物料的流动资金。共青赛龙在实现订单后陆续还款8亿元。由于这次意外“收贷”事件，致使向共青城财投公司剩余的4亿元贷款无法偿还。

　　关于共青城“严重收贷”的理由，代小权至今始终不解。他如今在看守所里对钛媒体回忆，2013年6月开始由于华为手机业务需求上升，赛龙公司两个月的在手订单近10亿元，全年近60亿元。

　　“订单足够，如果不是出现意外断贷，绝对不会出现资金链问题的，更不会还不上剩下的4亿贷款”，代小权说。

　　2013年12月，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系主任詹政，在作为当时共青城政府的经济顾问仅两个月后，调任共青城任副市长。新官上任，詹政立即找到了代小权，以赛龙曾向“政府“举债为理由，停供赛龙在当地的银行贷款。

　　这里的举债，就是上文所提，赛龙公司向共青城当地“财投公司”（政府平台融资公司）借贷剩余未还的4亿元。融资协议中，共青城赛龙用自购的500亩土地作为抵押，贷款约4亿元。（抵押土地当时银行估值4亿元。除去工厂和设备，当前该抵押土地价格已达7亿元，资可抵债。）

　　更为诡异的是，2013年10月12日夜，一场没有通知实际控制人代小权，以及主要公司董事参与的公司整改会议，在共青城赛龙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共青城市金融办主任王卫华主持。

　　会议整改目的明确：1、将赛龙系所有子公司并入共青城赛龙，共青城赛龙作为新的赛龙系总公司。2、重建管理层，分化原有管理层的经营权，政府指派的副总有一票否决权。3、现任管理层以期权激励为名目进行股权转让签发。

　　第二天，不知情的公司创始人代小权，才通过邮件接到了这次整改会议的决定。此时，与会的其他人都已开始执行决议。在整改会议纪要中的参会人员里，没有一位公司董事等主要股东出席。

　　2014年2月27日，奔忙需求融资救厂的代小权，被时任共青城市委书记黄斌以讨论公司重组的缘由叫回共青城，在机场詹政带着几位随从直接将代小权带入共青城茶山宾馆。强收所有证件，派公安24小时轮流监视，毫无缘由地拘禁长达两个月。

　　拘禁期间，时任副市长詹政开始向代小权直接索要母公司深圳赛龙的股权。方案为，将股份结构划分为代小权34%，詹政为代表的政府33%，“整改后”的管理层33%。

　　代小权在九江市德安县看守所描述当时的景象：“在拒绝这一提议后，詹政恼羞成怒，用一壶开水泼向我脸部造成烫伤。用尽侮辱的语言，威胁要将我永远关进监狱，剥夺人身自由。鼓动包工头持刀棍围堵我的居所，当时病例结果显示三级高血压的状态。”最终，代小权默认了詹政提出的重组和股权方案，随即被放走。

　　三年后2017年5月，赛龙公司逃税罪的一审法庭上，代小权的代理律师向法官陈述该非法拘禁、强行敲诈股权的行为和证据，当庭法官和检察官均无回应，也没有提出任何反驳意见。

　　这之后，虽然代小权被强行索要成功了好几次赛龙公司股权，都侥幸保全原有工商信息未被执行成功，得益于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在由于共青城赛龙资金链断裂而造成的母公司深圳赛龙的连锁反应。深圳赛龙也出现了经营困难，拖欠了深圳本地供应商的账款。由于催债而衍生的措施，深圳供应商一起将深圳赛龙告上法庭，列入被执行人名单，从而冻结了整个赛龙系公司的工商信息，无法完成股权更迭。客观上，一定时间内保全了代小权的法人代表身份和股权结构。但是这也并没有阻止地方势力强势夺取了控制权。

　　2017年1月24日，共青城检察院以共青城赛龙逃税339万元罪名将赛龙和其法人代表代小权起诉。在此之前，代小权在2015年1月是以涉嫌“高管逃税罪”被逮捕，后因证据不足迟迟未被定案，代小权也被监视居住。

　　然而，公司逃税罪就可以坐实吗？2017年4月26日，代小权的律师、公诉方和共青城法院开了一次庭前会议。三小时里三方针锋相对。主要围绕几个关键点。

　　对该罪名，检察院对共青城赛龙公司的起诉依据是，共青城赛龙在2010到2013年期间，未缴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共计339万元，构成犯罪。代小权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承担连带责任。

　　首先，依据招商引资初期赛龙公司与共青城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出口创汇奖励款加上税收返回奖励，赛龙公司本该获得政府超过4600万元的奖励款。这笔《协议》中本该2014年发放的奖励金，直至2017年1月23日才由现任共青城政府偿还。共青城政府在偿还证明中清楚写到：2010年至2016年共青赛龙共完税1.91亿元、应返还税务约为3665万余元。

　　另写到，在4600万元的奖励款里，其中2057.5万余元用以抵扣共青城当地税务局认为共青赛龙欠缴的税款本金、滞纳金、罚款。也就是说在政府偿还4600万奖励款的同时，339万的欠税已经被全数抵扣。同时，在抵扣完共青赛龙公司欠款罚金后还剩下的约2500万元，至今留在财政局专属账目上。

　　其次，刑法规定，如果企业逃税的金额占该企业应纳税金额的10%以上才构成犯罪。在本案中，应纳税额等于赛龙实际缴纳税款加上欠逃税款的总额。

　　一审判决书上，公诉方与共青城地方法院对于赛龙逃税超过10%的认定理由为：2013年度赛龙公司逃避缴纳税款93万余元占其当年应纳税额770万余元的12.11%，已达10%以上，故构成逃税罪。

　　而在钛媒体最新掌握的资料中，来自2013年深圳海关关税单的材料统计显示：2013年仅在深圳海关，共青城赛龙缴纳完成并上交国库的税款就有763万余元。这部分已缴纳税款并没有被计算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应缴纳税款里。 一审法院认定逃税罪成立的理由在2013年，赛龙欠缴税额共93万余元，当年应申报税额总数的770余万元。加上这次申报完税额763万元，已总计1533万元。 2013年赛龙即便按检察院和法院认定标准的未纳税93万，占当年应申报税款总额1533万元的比例，也已远远低于法律规定的10%标准，仅6％。逃税罪名不应成立。

　　来自2013年深圳海关缴纳的关税票显示，2013年共青城赛龙公司完税共计763万余元，税款上交中央金库。（注：税票抬头上名为怡亚通的公司，是共青城赛龙委托报关的代理公司。）

　　在这份深圳海关资料出现之前，控辩双方最大的争执在“逃税罪名”计算金额的方式上。其争议的核心是：地方政府“调库”的资金究竟算不算共青城赛龙公司的实际纳税款。

　　一直以来，为鼓励民企出口创汇。依据出口额所缴纳的税款，国家税务总局有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依据国家该政策，2010年至2011年，共青城赛龙巨大的创汇额度应获得出口退税额1.2亿元，该资金在共青城税务局的账上迟迟不退还给赛龙公司，一定程度截断了企业现金流。在赛龙公司反复追要下，税务局答复是：我们今年要完成任务，暂时这些钱先放在税务局账上。这些应退还的出口退税资金就作为赛龙公司以后的预支税款。

　　人为节流国家返还给出口企业的退税款，把这笔钱的名目转为该企业未来在当地预交的税款，最后将这笔退税款留在地方国税局账户上。这种做法，被共青城税务局称作“调库”。

　　“这种行为肯定不合法”，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著名税务筹划专家朱鹏祖对钛媒体说。从税务局的工作职责和内容上，这也是重点检查重点处理的违法事项。税款及时入案入库，你入错了库，对税务局来说负有重大责任。预算花钱的时候是按照级库各自算各自的钱，入错了库相当于把该入这个库里的钱，放到别的库里去花，审计署查账的时候这也是重点。

　　朱鹏祖解释，“调库”一词属于财政体系用语，是转移支付的概念。严格意义说，税务局是没有权力“调库”的，面对地方政府和财政的时候，税务局仅仅是收款员的角色，没有“调库”一词。

　　企业出口退税是直接从国库里退税，不影响地方财政。走完手续就必须及时向企业退还。按照出口退税申报表格来看，当月申报的在次月就应该退还企业。实际上，由于财政资金的原因总会有一定程度的延迟，但一般来说也不会超过三个月。

　　朱鹏祖分析，本案来看，“调库”1.2亿元退税额肯定不是税务局一家能干出来的事，必须有地方财政局的配合才能走完这个流程。出口退税的钱是中央库的钱，地方财政拿不到。地方财政局要把国库里1.2亿元截留地方库里去，必须通过国税局走几道“打出打入”程序，才能把1.2亿转移出来。

　　中央地方各是各的库，正常办理出口退税时，有一套审核机制。从税务局从财政系统有一个比对，比对完成后，有一个退库手续，钱必须要打到企业的账户上。但本案1.2亿至今没有打到企业账户上。

　　可流程上，税务局不能将该退税款拨到自己账上。朱鹏祖猜想，当地应该是虚拟了一个企业账户，退税款还是按退税的名义从国库里支了出来。地方国税务局将这笔钱打入了该虚拟企业账户中，然后再由该虚拟企业走了一个预缴税款的手续，最后该笔退税款再次从该虚拟账户上打到了地方地税局收缴税款的库里来。至此赛龙公司的1.2亿元就变成了地方正常的收税款，按照中央地方五五分成的原则，地方财政就可以拿走赛龙这笔1.2亿退税额的一半。

　　以上共青城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调库”证据，共青城法院一审法官没有采纳。对此朱鹏祖认为，共青城法院的一审判决意见中，关于“调库”证据认定不足的理由不充分。在地方国税局出具的“调库”证明的内涵和事实都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只是对“调库”一词做了名词解释，并没有结合调查和本案相关的实际情况。

　　“如果按照法院的理由，这些国税局盖章的“调库证明”都没用，那么当初地方国税局为什么要开具这些没用的证明给企业呢？”朱鹏祖反问。

　　2017年5月18日，赛龙公司339万元逃税案一审开庭。庭前，周彤先把代小权带到一边，不准提任何与非法拘禁、敲诈股权有关的事情。随后再次将同样的话嘱咐了代小权的三人律师团。控诉双方陈述时，代小权和律师说出了造成今天赛龙局面的所有历史背景，并递交了出口退税和创汇奖励等证据文件，做无罪辩护。

　　“当时我们都蒙了“，代小权的辩护律师谢民说，“赛龙是出口企业人尽皆知，而且当庭我们还提供了出口退税和创汇奖励的证据文件。公诉方这样的反驳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对代小权律师的这些供证，当庭法官没有理睬。

　　“1.2亿出口退税款到底去哪儿了？”代小权律师谢民当庭向公诉方甩出了这个问题。1.2亿元的出口退税款，本应由国家税务总局退给共青城赛龙公司，中间经由共青城地方财政局转交。但这笔钱从来没有到过赛龙公司的账上。

　　上述材料显示，这1.2亿元应退税款，被共青城税务局以“调库”的名目，在抵减预支的企业税款之后，剩下的钱扣在了共青城国税务局账上。

　　“如果公诉方不承认所谓的逃税款在这里早已被‘调库’的方式抵扣，那这1.2亿元出口退税款，到底去哪儿了？”一审庭审上，代小权的律师情绪激动。

　　代小权律师团在庭后提交的，证明赛龙系出口型企业的22亿元国税原始报关单等新证据，一审法院拒绝接收。

　　为解决公司资金和债务问题，代小权找到了台湾信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信亿”）洽谈债务重组事宜，信亿开始投入人财物介入赛龙经营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副市长詹政与信亿公司董事长刘至圣就赛龙公司管理权问题发生激烈冲突。

　　2014年9月12日，为进一步坐实对赛龙系公司的控制权。在时任市委书记黄斌主导下，“赛龙经营管理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副市长詹政负责，成为赛龙公司最高经营决策机构。代小权在向江西省纪委实名举报的信件中写到：“黄斌在该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威胁我，如果不配合，就把我关进监狱。除了配合外，还要拿公司的股份出来分。黄斌要求在会的每一个人必须签完字才能离开，我们一直僵持到凌晨四点，我被迫签署了这个备忘录。”

　　代小权对共青城赛龙实际控股71%，当地政府没有任何资金投入和股权份额。该委员会成立后，代小权的经营、管理和分配权均被剥夺。身为最大股东、董事长和创始人只剩下投票权。詹政却具有一票否决和一票赞成权。他与黄斌有权干涉企业各种事务，却不用对企业经营结果负责。所有赛龙系公司，包括深圳公司、成都公司、共青城公司的经营公章，至今都在共青城政府手中。整个全过程里，始终没有开过公司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甚至会议和相关文件的签署都没有通知公司的主要董事。《公司法》条款里，政府若要干涉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前提是必须实际出资投入，工商登记必须变更。这两点时任共青城政府均不具备。却公开罢免了实投3亿元的深圳赛龙创始人代小权的经营控制权。作为法人代表，他只身前往海外拿订单的业务权利。

　　本为指导方的政府，却成为了重组事务的主导和“赛龙系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决策者。 “台湾信亿”认为重组各方主体的权利受到限制，担心重组失控，最终第一次重组失败。

　　问及为何要选择共青城投资，代小权失落地回答：“当初确实没有想清楚。当时赛龙公司主管经营的二号人物祝敬海牵头了这次合作。此后我收到多次关于祝敬海的检举，内容是他与共青城部分政府官员有秘密协议，收取巨额回扣。”

　　以上展示的会议纪要中，祝敬海也是“第一次瓜分赛龙系公司会议”的主要参与人。而代小权在与共青城官员接触中亦得知，赛龙公司其实早已进入了共青城的招商名单。

　　为盘活奄奄一息的共青城赛龙，曾短暂暂获自由的代小权继续寻找重组方。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也曾进入视线。

　　这家互联网公司创始人曾问询代小权资金链是否出现困难，并深度讨论成立合资公司推出新的品牌手机的可能性。2013年11月，经过多方协商，双方达成初步意向，赛龙以技术授权和研发人力资源入股，占51%，这家互联网公司以资金和互联网营销资源入股，占49%，合资公司依靠赛龙强大的研发实力以及互联网公司强大的资金实力以及互联网营销资源，推广新的品牌的手机 。

　　“这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是一个重大转折机遇，全体赛龙管理层和员工都非常期待。我们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代小权说。

　　就在去北京签署协议之刻，代小权接到了来自政府帮扶工作小组领导王卫华及邹秀峰的多次电话：要求不能签署该协议。如果签署协议，就要对代小权采取强制措施。在种种压力之下，代小权单方面放弃了这次重组努力 。

　　上述互联网公司一气之下，停止了与赛龙的合作，但据钛媒体了解，至今他们也并不知道代小权“毁约”背后的真实原因。

　　此时，接受詹政的重组安排反而成了代小权眼下唯一出路。詹政便邀周铭磊加入“指导“这场“资本盛宴“。周铭磊，国内二级市场充满争议且颇为神秘的PE资本大玩家。《经济观察报》在2013年6月24日，题为《周铭磊“重组魔术“之谜》的文章中这样评价：被周铭磊染指的重组概念上市公司，频频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频频因一场波动被交易所勒令停牌。不过每一次，周铭磊总能全身而退。

　　媒体称，周铭磊资本运作的惯用手法是，寻找业绩比较差的公司标的，先把它做成一个壳，然后一步步控制该上市壳公司的股权，在寻找热点概念与资产往里装，并购后股价哄抬，从中获取股权溢价和咨询费等收益。从ST建通到ST国药，再到西藏发展和正和股份等等，莫不如此。

　　内蒙发展在做完基本尽职调查后，第三方审计与评估师对赛龙公司知识产权价值评估2.8亿人民币、签约订单与固定资产等估值12亿元。双方迅速进入实质性谈判。

　　詹政此刻再次介入，要求在重组后的公司中持股。此提议收到时任内蒙发展实际控制人赵伟的反对，理由符合常理：上市公司内蒙发展来并购，不可能平白无故地让一个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投入的官员或单位持股。

　　代小权在向詹政转达赵伟这番表态之后，时任共青城市委书记黄斌安排代小权和赵伟，三人一起在共青城格兰云天酒店客房开会。会中代小权和赵伟明确告诉黄斌：詹政的要求有违上市公司管理规定，证监严打这种行为。黄回答：没有詹政不行，必须想另外一个办法，让詹政在上市公司持股。赵伟见僵持不下，便提出：詹政在赛龙公司持股进入上市公司是不能公开披露的，实在不行，詹政自己找一家有资产的公司，上市公司内蒙发展一并溢价收购。黄斌应允。可在上市公司拟收购重组公告截止日，詹政仍未找到有一定资产可以进入上市公司的企业，这套方案落空。

　　2015年1月时任内蒙发展副董事长李勇与詹政助理的邮件内容显示：詹政在与李勇的电话通话当中表示，如果重组方案中没有其利益安排，不排除抓捕代小权，进而使该重组交易落空。

　　2015年1月7日，代小权与共青城市长卢宝云短信对话截图。代小权将时任副市长詹政的一系列违规行为告知卢宝云，得到的回答是，“詹市长是支持共青的，是人才！”举报的事从此无下文。

　　短短一周后，2015年1月15日，内蒙发展发布意向收购共青城赛龙的协议公告，詹政未能在重组新公司中持股。同年1月17日，代小权在深圳被几名共青城公安直接塞入汽车，实施异地抓捕，罪名为“高管逃税“。

　　关于这个罪名，依据当初落户共青城时赛龙公司与共青城政府签署的投资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赛龙高管人员2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故而这次逮捕毫无依据。

　　奇怪的是抓捕代小权的这个罪名后来却没有进入法律起诉程序，被不了了之。更蹊跷的是代小权并没有关入看守所，而是在看守所虚晃一枪后，被调往另外的地方监视居住。由于被并购公司创始人在公告发布后的第三天就被形式拘留，内蒙发展的重组也即刻宣告破产。从此代小权被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一直没有解除过。

　　时任共青城副市长詹政出面，政府开始全面接管共青城赛龙的经营和重组方案。内蒙发展重组意外失败，另一套方案即刻启动。

　　2015年5月共青城市政府发布《赛龙重组实施步骤》，宣布以政府为主体的运营委员会决议，接管赛龙系法人公章，解聘赛龙公司法律顾问。《合伙协议》显示，将深圳赛龙市值2.8亿知识产权交由共青城谨勤有限公司管理（这家公司背后有为个别官员代持的身影）。

　　2015年7月3日，周铭磊托人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从北京带给代小权。协议上对方已经签字盖章，在无法更改任何内容的情况下，代小权在被实施监视居住的共青金航宾馆里签字盖章。

　　这份协议内容是，一家名为北京富融永泰资产管理公司的有限合伙企业（下称富融永泰），以承担共青城赛龙3亿元债务，并债转股的方式接收赛龙股权（在上市公司内蒙发展的第三方评估中，赛龙这些股权对应的资产估值为12亿元）。工商资料显示，北京富融永泰资产管理公司建立于2010年6月，注册地北京海淀区，注册资本2000万元。协议签完，该公司却未支付或承担协议里的任何债务。

　　在2015年8月9日代小权与周铭磊的合伙人刘纯的通话录音中，刘纯说：“富融永泰有50% 的股份是给詹政（副市长）的。”这轮赛龙的资产处置环节中，刘纯也许是因为没有分到预期资产，怨气颇大。刘纯在电话录音中提到，詹政告诉他们：代小权现在已经签字把所有资产都转让给他们了，代小权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可以分了。此外，刘纯还透露，共青赛龙的股权有一半是给詹政的。代小权也称，周铭磊在不同场合也多次做出这一表述。

　　2016年，另一份代小权提供的电话录音中，周铭磊的前律师王坤表示，北京富融永泰并非周铭磊的公司，而是周铭磊债主的公司。因欠下该公司超2亿资金无法偿还，遂将共青赛龙股权除詹政以外的另一半，转让给富融永泰用于抵债。

　　为进一步分拆赛龙资产，周铭磊找到了深圳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002052）（本文称同洲电子）董事长袁明。随后，赛龙与A股上市公司同洲电子（002052）达成协议，共同出资设立猎龙科技有限公司。

　　同洲电子、当地政府、周铭磊找来的投资方共同注资8.8亿元，政府占股4.8亿（54%）。同洲电子的1.5亿投资款于2016年12月底全部到位，由周铭磊控制的公司谦泰宝象，星亿东方及意中联合分别注资1亿、1亿、0.5亿。但是周铭磊本人和地方政府始终未有资金注入。按照重组协议，4亿元注册资金到位后应向赛龙公司购买相关生产资产，使新成立的猎龙公司可以凭借赛龙积累多年的资产为基础，迅速开展智能硬件的相关生产经营。同时赛龙出售资产所得的4亿元用于偿还共青城财政管理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

　　然而，这4亿元的赛龙救命钱，再次涉嫌被全部非法转移。钛媒体研究团队尽力通过各方搜集齐了相关资产转移的证据。

　　一份与猎龙公司成立时原协议内容相悖，涉及1.5亿现金、2.8亿知识产权出资的投资决议，竟然没有股东大会表决、没有盖章和签订时间。而这份决议却被立即执行。

　　刘辉（又名，刘邦辉），是周铭磊公司的雇员，共青城猎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软财富科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法人代表、旗下有北京世信恒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汇智融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

　　上图中决议里签字的刘辉，从猎龙公司的账户上将同洲电子注资的1.5亿元转到软财富账户中。另外，还先后将猎龙账户上的其它一共1.95亿元转入软财富账户。两家公司法人代表的刘辉，相当于利用自己猎龙公司为资金平台，向自己以软财富为主的其它公司转移资产。

　　猎龙公司账户显示，同洲电子两笔注资共1.5亿元。2015年12月30日5000万元被转至软财富账户。

　　在没有董事会决议等必须文件情况下，除去转走同洲电子的1.5亿元注资款之外，在账单显示的时间内，软财富还另外从猎龙公司转走资金共1.95亿元。此外，图中第二栏所显示的1500万元打款进入北京世信恒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仍然属于刘辉旗下公司。

　　工商资料显示，北京软财富科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亿。其中有两个法人股东（即以公司身份入股的股东），一个竟然是深圳赛龙，出资5000万元。软财富成立于2015年10月15日，当时代小权在取保候审中，赛龙系的所有公章被共青财政局收管。也就是说赛龙系公司当时的投资和经营权全部在共青城政府手中，能够做出这一决策并完成工商变更的，只有共青城政府官员。

　　流程上，上市公司同洲电子注入猎龙公司的1.5亿资金，以及其它股东的近2.5亿注资，转出必须由猎龙公司董事的签字，签字的人就有詹政指派的共青政府两名董事，张韬和黄益鹏。

　　另一个法人股东是北京汇智荣盛信息科技公司。工商信息显示，该公司的投资人是周铭磊和周铭娟两人的瑞安巴腾资产管理公司。而周铭娟这个名字，反复出现在猎龙公司银行流水所涉及转账公司的管理层名单中。当地据传是周铭磊的姐姐，但钛媒体暂无求证，并不确认。

　　同洲电子作为上市公司账面不能无缘无故地亏损1.5亿，因此董事长袁明个人补齐了这个漏洞，开始向周铭磊追讨。袁明在与代小权的代理律师电线月，袁明经过多方努力在共青城公安局以职务侵占对猎龙公司以涉嫌巨额资金挪用进行立案，却从此石沉大海。

　　由于巨额的重组资金在2016年1月就被非法转走，代小权多次向共青相关领导反映情况，希望能够采取合理措施，追回款项，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直到2016年5月8日，据周铭磊前律师王坤向代小权透露，实施非法转款的北京猎像实际控制人周铭磊在湖南长沙被警方以巨额诈骗罪刑事拘留，才引起共青政府的重视并开始开启追款的法律程序。

　　此时负责赛龙重组领导小组的是共青城市市长卢宝云，至今，共青城市长卢宝云并未见对当时詹政的1.5亿挪用行为做出处理。

　　2017年5月18日，一审庭审结束的当天，代小权准备离开共青城回深圳的路上。共青城财税局科长陈伟代表市长再次找到代小权谈重组。重组方案又是与有案底在身，被同洲电子董事长袁明追债1.5亿元的周铭磊合作。鉴于之前的教训，代小权断然拒绝。

　　2016年7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共青城市划入江西赣江新区。随之而来的大量招商引资、重大产业项目和基建落地，让江西地方区域经济迎来新机遇。作为昔日民企龙头，共青城赛龙若能再次崛起，将是包括共青城与赣江新区经济建设的一大福音。共青城市部分新任领导层有动力重塑地方经济活力。

　　在确认保险的情况下，代小权引入了其老家四川省最大的国资投资集团“四川发展 “再一次寻求重组。2017年7月5日，共青城派副市长张志坚前往深圳，参与和代小权及“四川发展”两位代表的重组会议。在会上，经过几年的浮沉煎熬，代小权在展示自己的重组后经营方案PPT时，依然饱含激情，充满期待。

　　四川发展进入尽职调查。明确并购重组的前提是，共青赛龙和代小权本人不能有任何法律上的瑕疵。然而，就在重组进入深水区时，2017年7月17日，代小权突然被共青城警方逮捕。

　　之后三天，就有了开头一幕，2017年7月20日上午11时，谢民律师见到参与赛龙最新重组谈判的共青城市副市长张志坚，表示四川发展的重组决策正在关键时刻，对代小权的突然逮捕，无异于直接判定这次重组的立即死亡。张志坚当场表示马上向领导汇报。

　　然而，就在2017年7月20日下午3时多，江西省德安县看守所，两位法官就来到了看守所，竟然直接突击宣判，代小权被重判实刑2年。

　　自2014年2月到4月代小权被非法拘禁，到4月，代小权在被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后被放出。2015年1月，因涉嫌个人逃税，被刑事拘留，并于次日改为监视居住，至此之后即便毫无“逃税”证据，代小权也再没获得过自由。到2017年5月又因公司逃税罪被诉，7月被执行逮捕并火速一审宣判，现在代小权仍被关押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看守所。

　　“代小权一届书生，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太稚嫩。“事到如今，曾经的深圳赛龙联合创始人，现今知名投资人李祝捷叹息，若熟喑地方政商关系的规则，代小权和赛龙绝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在代小权的投资人看来，代小权的书生气也表现在其“不敢吭声”，在遭遇那么多不公平待遇时，很长时间，代小权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再靠自己的力量拯救公司，未曾告知投资人丝毫险境。“他太怕给别人添麻烦”。

　　但也许这正是他这种长期生活海外的技术人才常见的问题。“小权是这样的人，在饭局上的一桌人里，他总是那个你最容易忽略的一个。“赛龙的投资人回忆。他展现着一个典型的‘海归’高技术精英常有的形象，干练直接、温和且固执、简单中地带些乏味，对业务极其专注，对产品技术投入巨大热情。但在中国田野商业的人际和政商环境中往往水土不服。

　　“他人生唯一的爱好似乎就是拿订单，对豪车、豪宅、吃喝玩乐等这些富裕阶层的追求没有任何兴趣”，代的同学段唯回忆起两个片段。一次在共同出差的机场候机时，代小权提议去咖啡厅休息。两人落座，代小权感慨自己有一种特性，每次在机场咖啡厅才找到家的感觉。由于赛龙海外销售业务对公司生存至关重要，代小权始终在世界各地的机场间飞行，走遍80多个国家，行色匆匆，很难有机会与家人团聚。也只有在咖啡厅的片刻，才能享受此刻仅属于自己的时光。

　　有一次聊完工作，段唯希望代小权送自己去火车站。令段唯不可思议的是，在深圳工作生活多年，代小权至今不知道从公司前往罗湖火车站的路。原因是每次司机送代小权前往机场和火车站途中，他都利用这些时间全程用笔记本电脑移动办公，对窗外的风景一无所知。

　　在2014年，代小权被监视居住、股份被贱卖期间，曾通过当时的公司律师给江西省委员会写过一封实名举报信。举报信标题为《举报黄斌、詹政恶意索贿、残酷迫害深圳（共青）企业家》 。

　　2015年2月的一天，江西省纪委指派九江市纪委，派两人到当时代小权被监视居住的共青城茶山宾馆了解情况，但最终也不了了之，再无音讯。

　　“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妻子没工作和两个上学的孩子怎么维持生活。”手持着妻子亲笔书信，代小权没有忍住眼泪。

　　依照司法程序，被告一审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且案件具有争议，“赛龙公司逃税罪”一案二审，将于近日在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文独家首发钛媒体/ 李非凡分析师团队）

　　2017年初，江西省纪委发出通报：江西省九江市委原常委、共青城市委原书记黄斌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通报内容中如下，“经审查，黄斌在修水县、共青城市、九江市担任党员领导干部期间，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使用干部；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且‘’后不收敛不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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